战争，富人游客，狙击游戏。
三个原本不搭界的词，因最近一起诉讼，勾勒出一段残忍而疯狂的历史真相：2025年11月，米兰检察院正式受理一份关于“狙击游客”的刑事诉讼。起诉人、作家兼记者埃齐奥·加瓦泽尼（Ezio Gavazzeni） 在文件中写道：在波黑战争期间，有来自欧洲的富裕人士付费前往萨拉热窝山上，参与“狙击游戏”。
波黑战争，那是一场持续1425天的围城战役——现代战争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约有一万名平民死于高处的枪口。但富人游客出于“玩乐”心态，参与对平民的猎杀，让这段历史以新的面目，重新浮现在世人面前。
这并非凭空的指控。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瓦泽尼就曾在意大利媒体的边角新闻中读到过关于“狙击游客”的传闻。但真正促使他行动的，是斯洛文尼亚导演米兰·祖帕尼奇（Milan Župančič）于2022年推出的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Sarajevo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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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导演米兰·祖帕尼奇（Milan Župančič）
“一切的起点是那部纪录片，”他后来解释道，“我开始与导演通信，从那时起，我扩大了调查，直到收集到足够的材料提交给米兰检察官办公室。”
《萨拉热窝狩猎》基于一名匿名的前美国情报官的证词，他在围城期间亲眼见过“富有的外国人付钱给波黑塞族军的狙击手，只为能射击城中的平民”。另一名证人、波黑政府军分析员埃丁·苏巴西奇（Edin Subašić）回忆，军方在审讯中听到过相似的供述。
加瓦泽尼称，参与狙击的游客可能多达百人，但目前尚未找到确凿的嫌疑人。那些人，在战争结束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离开，又回到了他们“体面的日常生活”中。
一位前波黑情报官声称，早在1993年他就向意大利情报机构 SISMI 报告过这些“狩猎旅行”。几个月后，对方回复说：“我们已查出行程从的里雅斯特出发，并已叫停。”此后再无下文。那份往来记录被认为仍可能存于意大利国家档案馆。查证这一点，也是加瓦泽尼在起诉书中的正式请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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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静态照片
这意味着——欧洲的安全系统，也许早已知情，只是选择沉默。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波黑塞族共和国的退伍军人称，相关指控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塞尔维亚政府也通过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但对萨拉热窝的幸存者而言，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解释，也是一个迟到的回应。
01
围 城
1995年6月29日，萨拉热窝。
一名士兵抱着孩子冲过街道，身后是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
两人拼命奔跑，躲避狙击手的视线；画面的一侧，一群市民站在遮挡物后观望，他们的表情既紧张又麻木。
在那时的萨拉热窝，奔跑的人、低矮的墙、空旷的街，镜头里的人总是带着同样的姿势——俯身、护头、冲刺，那是躲避死亡的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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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平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萨拉热窝的主要大道
这座城市被围困整整四年。那是南斯拉夫解体后的血腥余震。
萨拉热窝，狭长的山谷四面环山，在战争中，这样的地势就成了天然的陷阱。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困在低洼城中，暴露在山上塞族武装的炮火与狙击手的视线下。
围困期间，约有一万人在城市中被杀，其中包括1600名儿童；食物、燃料和药品几乎断绝。
通向机场的主干道——梅沙·塞利莫维奇大道（Meša Selimović Avenue），因极其危险被称为“狙击手巷”。影像资料中，人们沿着“欢迎来到地狱”的涂鸦墙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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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上有“欢迎来到地狱”的涂鸦
这种暴力，不是爆炸或屠杀的瞬间，而是一种精确而持续的恐惧。它被摄影记者的镜头记录下来，传播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与电视屏幕上。正如媒体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在2002 年《Looking at War》中所论——战争摄影让遥远的破坏与死亡“可视化”。
这也许是世界第一次看到一个现代欧洲城市在实时解体。
冷战结束后，南斯拉夫的多民族联邦迅速瓦解。1991年，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先后独立；次年，波黑宣布独立——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陷入撕裂。
波黑塞族在贝尔格莱德的支持下拒绝独立。那时的贝尔格莱德，仍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权力中心，也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首都。由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族政府，为波黑塞族提供武器、资金与政治庇护，使这场内战迅速演变为跨国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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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静态照片
萨拉热窝原本是南斯拉夫最具多元性的城市之一：穆斯林家庭与塞族、克族邻里共处，清真寺、东正教堂与天主教堂并立。这种共生模式在民族主义者眼中，是必须被摧毁的幻象。因此，这场围城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对“多元共存”理念的围剿。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介入来得迟缓。所谓“安全区”几乎无力阻止屠杀。直到1995年，北约才发动有限空袭——那时，这座城市已在围困中支撑了整整四年。
萨拉热窝，成为现代战争的实验场——一个文明秩序彻底失效的空间。
02
玩 乐
“游客”们是从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里雅斯特起飞的。
那时的的里雅斯特，是欧洲地图上最靠近巴尔干的城市之一，也是一个灰色流动频繁的边境口岸。飞机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再往前，便是战区。
据米兰检察院正在核实的起诉文件描述，这些人并非军人，也非雇佣兵，而是“普通公民”：一些与极右翼圈子保持往来、对枪械充满热情的欧洲人。他们通过中间人，购买一种“服务”，被送往萨拉热窝外围的山丘，化身“周末狙击手”。
“我们谈论的是有名望的富人、企业家”，加瓦泽尼说，“然后他们回来，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生活，在所有人眼中依然体面如常”。他称，这些人犯下的暴力行为，并非出于政治或宗教原因，而仅仅是为了“娱乐和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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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围城战中，超过11000名平民丧生
起诉书提到，至少三名来自米兰、都灵与的里雅斯特的男子正在接受调查，其中一人被指是整形外科诊所的老板。加瓦泽尼援引一份旧情报报告称，这些人由当地塞族民兵接应——那支部队效忠于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后者已在海牙被判终身监禁。
起诉书称，他们为这次“体验”支付约合今日8万至10万欧元不等的费用。同时，加瓦泽尼还在诉讼书中提到了一份所谓的“杀人服务价格表”：儿童标价最高，其次为男性、女性，而老年人可以“免费射杀”。
这些说法目前仍被视为调查初步假设，尚未由司法机关以公开判决形式证实，但它们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前提：有人在战争的废墟中发现了暴力的商业可能。
这起传闻并非首次出现。
1995年，意大利作家兼活动家Adriano Sofri在报道中写道，萨拉热窝的格尔巴维察区有“国际狩猎参与者”，他们与塞族民兵并肩，“甚至在卡拉季奇（前塞族共和国总统）的电视上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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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的假日酒店在巴尔干冲突期间曾是记者们的驻地
2007年，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John Jordan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作证时表示，他听说过“狙击游客”来到萨拉热窝，“为取乐而射击平民”。他说，他在“格尔巴维察拜访塞尔维亚消防员时”见过这些游客。
但这些证词没有引起进一步调查。直到2022年，《萨拉热窝狩猎》上映，导演米兰·祖帕尼奇在片中首次系统整理了这些证词，这个长期被忽视的指控才重新进入公共讨论。
祖帕尼奇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猎杀人类听起来像一个都市传说”。影片制作过程中，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寻找愿意在镜头前开口的人。一名曾在波黑军队分析部门工作的情报官员证实，他在战争期间负责调查过外国“猎人”出现在战场上的报告。
纪录片没有交代有多少外国人参与，也没有说明他们支付了多少钱，或者由谁组织。导演解释，这部分信息缺乏证据与证人支持。许多证人最初同意发声，但后来拒绝在镜头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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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手会从波斯尼亚塞族控制的俯瞰萨拉热窝的地区向平民开枪
纪录片播出后，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在波黑和塞尔维亚的媒体上，它被斥为“侮辱”和“谎言”；而在意大利，它唤醒了另一种沉默已久的记忆。
在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波黑战争的叙事被迅速纳入“民族和解”与“重建”的框架。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都倾向于封存旧档案，以维护表面的秩序与外交平衡。而像“狙击游客”这样的说法——牵涉外国富人，甚至可能波及情报合作——太具颠覆性，无法纳入战后记忆的结构之中。
但如今，意大利有机会去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给公众一个答复。欧洲内部的政治变化——右翼力量的复兴、暴力影像的再度泛滥，也让他们重新去追问：人类的暴力欲望究竟来自何处？
文明的外壳之下，是否仍潜伏着那种可以被唤醒的黑暗？
03
等 待
埃齐奥·加瓦泽尼不是唯一一个接起这段调查的人。参与起草起诉书的两位律师——亚历山德罗·布里吉达（Alessandro Brigida）与圭多·萨尔维尼（Guido Salvini）——在意大利司法界都以处理复杂历史案件闻名。
布里吉达曾参与阿根廷与智利军政府时期“失踪意大利人”案件的跨国追责——那是二十世纪最黑暗的案件之一，数以万计的人在独裁统治下被秘密拘捕、酷刑折磨或“被失踪”，其中包括数十名拥有意大利血统或国籍的人。
这些案件也促使意大利司法系统在欧洲率先建立起跨国追责机制。
萨尔维尼则是意大利“铅色年代”反恐调查的重要人物，曾追查极右翼恐怖主义与秘密军事网络“格拉迪奥”——一个冷战时期由北约支持、名义上防御苏联入侵、实则长期暗中影响意大利政治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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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静态照片中的军人
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下，意大利社会始终对隐藏在权力与体制下的暴力保持警觉。这种历史与司法的延续，也让它成为一个愿意主动触及过去黑暗的国家。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很难再有什么能让我感到惊讶了，”布里吉达说，“但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仍让我震惊。经历过阿根廷‘死亡航班’那样的案件之后，我以为自己已经见过一切。”
他补充说，涉案人群“是一群罪犯，有着相似的特征——邪恶，或许带着某种意识形态驱动，热衷武器，常出入射击场。”
这样的案件让人感到的恐惧，不仅来自其残忍的方式，更在于它所揭示的文明崩塌之后的真空。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真正可怕的并非暴力本身，而是它如何被制度化、被日常化——当理性、官僚与冷漠共同运作时，暴行也能以“文明秩序”的名义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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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静态照片中的平民百姓
在萨拉热窝，暴力换了一种面目。它不再依附于国家机器，也不再服从意识形态的命令。它从公共结构中脱离，进入个体的欲望；不再以目的为驱动，而以“体验”作为诱因。
1992年，俄罗斯作家爱德华·利莫诺夫出现在萨拉热窝郊外的山丘上，与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并肩，手握机枪向城市方向开火。这幕场景被英国导演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拍入纪录片《塞尔维亚史诗》（Serbian Epics），成为那场围城中最具争议的影像之一。
后来，利莫诺夫辩称自己当时是在靶场射击，镜头角度让画面看起来像是在向居民区开火。
但那一刻的象征意味依旧令很多人感到不安，在战争的废墟上，暴力成为可以被观看、被体验的旅游项目。对那些付费参与“狙击游戏”的人来说，他们不过是把这种行为向前推了一大步。
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称这种现象为“恶性侵犯”——那不是出于生存的防御性冲动，而是一种对控制与支配的迷恋。这些游客杀人，也许只是为了证明“我可以”，即通过作恶，让自己的生命“生效（to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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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破坏性剖析》
米歇尔·福柯提醒我们，现代权力并不总以压迫的形式出现；它常常通过塑造环境，使某种行为变得“可行”。在当时的萨拉热窝，正是这种“可行”让暴力发生。
当国家失序、法律体系崩溃、国际社会保持沉默，暴力就被重新赋予了合法的空间。在那片空白中，“我可以”成了新的权力语言，也足以成为行动的全部正当性。
如今，萨拉热窝围城战役的幸存者在等待一个答案。
杰米尔·霍季奇，九岁时经历围城，如今创办了“狙击手巷”影像档案计划，用旧照片保存那座城市的记忆。他说，那些发现对他并不意外——“当时的周末，总是格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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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静态照片
“总有消息在流传，说外面的人来向我们开枪，”他回忆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那些狙击手依然逍遥法外，而我们的检察官什么都没做。我只希望，这次来自意大利的调查不会再次被遗忘。”
他停顿了一下，“我哥哥是在打网球时被狙击手杀死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颗子弹是不是别人付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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