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行来稿——作为治理工具的牢A：习近平时代的毛主义回声
墙国蛙哈哈🐸
@GFW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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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时
1.毛主义者为何执迷毛泽东：一套以政治正确兑换性资源的极权诱惑
牢A是最典型的毛主义者。所以他在国内的政治正确行为，让我立刻想到毛泽东。毛泽东主义的核心诱惑是，把政治忠诚兑换为合法掠夺权。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中，法治与公民权被“革命正确性”彻底取代。一个极其关键的转变是，权力不再约束暴力，而是授权暴力。
“扣帽子”是去人化程序，一旦被贴上敌对标签，对方就不再被视为公民，而是可以处理的对象。
这就是毛主义真正吸引底层追随者的原因。它为无法通过能力或人格获得资源的人，提供捷径。现在无非是把毛泽东变成习近平。这套体系允许他们在“正确立场”的掩护下，参与对他人生命与财产的原始掠夺。
2.极权体制下的性与财产：从私人权利变成政治筹码
在共产主义宣言中，邪教教主马克思将家庭描述为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压迫结构，并预设其必然走向消亡。
但，当家庭被共产主义摧毁，个人直接暴露在领导的权力之下。
我们可以看看毛主义实践：家庭不再是个人的庇护单元；私人生活被高度政治化；个人不再通过情感、契约和选择建立关系，而是被直接纳入国家工程。换句话说，把人彻底降格为系统零件。
在那些恐怖的年代，一些家庭仅仅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比如不顺从毛泽东，男性公民会被瞬间剥夺生存权。攻击者的目标是，那被权力默认的战利品——受害者的资产，甚至是受害者妻女的身体。性成了对暴行的一种奖励。
再看看知青的生活：在东北等地的知青下放体系中，只要对毛泽东绝对顺从，哪怕只是一个最底层的流氓，也能瞬间完成阶层跃迁。政治正确本身就是通行证：它允许你掌握口粮、评级、回城指标、劳动分配，进而掌握他人的命运。
一些农村领导有善心，会照顾。但在不良心的官员控制下，一些女知青是愿意为了更体面的生活，或者回家的机会，给这些小官操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性不再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被权力垄断的自然资产。它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情感，不属于选择。它属于体系，属于指标，属于审批，属于安排。
顺从者有资格获得，不顺从者被剥夺资格。
系统决定你配不配拥有亲密关系。
当人的基本生理需求都被纳入权力分配体系时，精神扭曲是必然结果。人会开始讨好权力、依附权力、崇拜权力，
合理判断，部分毛左对共产主义的顺从与出于信仰无关，而是出于本能的生存恐惧。
这一点从它的规划逻辑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要把钢铁厂建在纺织厂旁边？为什么重工业和轻工业要在空间上强制绑定？
因为在计划逻辑里：钢铁厂等于男性劳动力，纺织厂等于女性劳动力。
极权如此安排：你进厂，我配套；你服从，我安排；你生产，我把我垄断的性资源调给你使用。
社会抚养、社会调配、社会役用工程，由此展开。
在自由社会里，这不是反人权是什么？政府无权介入人的亲密关系，无权规划人的情感结构，更无权把“婚恋”当作生产稳定工具。
钢铁厂纺织厂想开在哪里就开在哪里，关你政府什么事。
只要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顺便一提，现在自由社会连八小时都忍不了了，而墙内还在乞求双休）、私人时间、迁徙自由、生活空间。人自然会经营自己的生活、建立关系、谈恋爱、形成家庭，根本不需要任何制度安排。
而共产主义偏偏要把钢铁和纺织强行捆在一起，因为在它的计划模型里，人的休息时间等于生产损耗，人的私人生活等于产能干扰，人的情感世界等于管理风险。
为了压缩生活，榨干时间，剥夺空间，政府必须性垄断，性必须变成垄断的资源，亲密关系必须变成奴役工具，有什么比得上“你不服从毛主席，我就不和你交配，并且还要举报你”更能制造龟男的手段吗？
3.毛左为何怀念毛泽东？
龟男恐惧自由竞争获得性资源，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性不是资源。没有人需要靠立场正确获得和女人做爱的权力。
毛主义统治下，只要你站对队、喊对口号、学会攻击，你就能绕过竞争，直接分配正义。
这对什么人最有吸引力？在现代社会中缺乏竞争力的人，对自由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的人，对他人成功充满怨恨，却不愿承担自我提升成本的人。
简称龟男。
所以毛左怀念他们的教员啊。因为只要对教员忠诚，就可以把人去人化，可以把人当作资源，去掠夺他们的一切，包括性。
4.毛主义不会消失。
它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历史清算而消失，更不会因为事实被反复揭露而自动退场。
只要对性与亲密关系被权力垄断的接受、对绝对权力的迷恋、对自由社会竞争的逃避，这三种心理结构仍然存在，毛主义就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反复出现。
它用“革命”“正义”“历史必然性”作为遮羞布，本质上贩卖的却是最原始的幻想，即只要站对队，就能合法地占有；只要掌权，就能免于约束；只要世界被砸烂重来，失败就不再是自己的责任。
毛主义者并不真正关心制度是否公平，也不在乎社会是否繁荣。
他们恐惧的，是一个不允许靠立场收租、不允许靠暴力分配、不允许把他人的失败当作自己上位阶梯的世界。
只要还有人无法在自由秩序中立足，却又拒绝承认自身能力与责任的不足；只要还有人把他人的成功视为羞辱，把规则视为敌人，把文明视为障碍，毛主义就不会消失。它会一次次披上新的外衣，而内核永远不变：渴望轮到自己渔猎天下。
5.日本帝国慰安妇制度在毛泽东时代的继承与改良。
虽然宣传上看不到，但实质上毛泽东本人非常支持慰安妇政策，他与帝国军队高层关系密切，中共学习并改良了日本帝国慰安妇制度，并系统性制造了大量慰安妇。
在毛泽东建立的政治体系中，性与女性是被纳入国家治理的工具性资源。
这并不需要证明“是否存在日本式的慰安妇编制”，因为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功能。在日本帝国体系中，慰安制度的本质是由权力组织、为军事与统治目标服务，将女性身体转化为稳定男性执行者的“消耗性资源”。
日本帝国对慰安妇制度不做掩饰，而中共则改良了这一点，你几乎找不到形式上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体制下，实质上完成了同一件事，只是换了一套叙事与外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极权体系中，有一个长期被粉饰、被浪漫化，却在基层运行中极为清晰的现实。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没有私人生活保障，没有正常休息制度，个人命运高度依附组织的体制中，这种失衡不可能通过自然社会机制解决。
政府选择的不是减少控制、恢复人的生活。政府直接把“性与婚姻”纳入治理工程。
早期苏联渗透威胁下，中共必须支边建设。支边的部队、转业军人、支边青壮年绝大多数是男性，导致兵团和垦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些地方男女性别比达到7:1甚至更高）。
如果不解决士兵和农垦工人的性需求，机器就无法长期在荒原上运转。于是，国家出面充当了鸨母，通过行政命令调拨年轻女性，将她们作为安抚男性的赏赐，以换取男性对边疆的长期忠诚。
1951—1952 年，湖南大量女青年被组织性动员进入边疆1952—1954 年，数万名山东女青年陆续被输送进入边疆。在官方叙事中，她们被塑造成“戈壁母亲”“支边英雄”“革命奉献的象征”。
妇联是中共主要的动员力量。她们下到学校和乡镇，用“参军、读书、穿俄式布拉吉（布裙）”等浪漫化的愿景诱导年轻女性，却对边疆恶劣的生存条件和“被分配婚姻”的真相只字不提。当女学生们发现真相想要反悔或逃家时，妇联干部会以“进步”与“落后”为标准，进行毁灭性的批判。她们会将反抗的女性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批判会上公开羞辱，迫使女性为了生存只能忍受。如果女学生拒绝，妇联干部会进行没完没了的谈话，直到当事人精神崩溃、最终屈服。
什么“革命奉献”，在当事人口述与回忆中，呈现出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强制动员、选择权缺失、退路被切断，以及对个人命运的彻底剥夺。
她们被要求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内容并不只包括工作与居住，还包括婚姻与人生走向本身。
再次声明：中共并不存在日本帝国军队那种公开、军事化的慰安妇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没有发展出功能等价的性控制结构。
区别只在于形式。日本是军队直控、赤裸暴力，中共是行政调配、道德包装、组织安排。相同点一样是，女性作为“稳定要素”“配套资源”“治理变量”被使用。所谓“妇联”“组织关怀”“安排婚姻”，在当年就是对这种体制性安排的合法化与去罪化包装。
6.为什么毛主义者必须否认这一点？
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毛泽东并非“解放女性”，毛泽东是重新配置女性。等于承认中共垄断性压迫的解释权，这一行为是对慰安妇制度的改良。等于承认所谓革命伦理，只是为支配行为提供合法性外衣。
革命叙事之所以必须被反复重复、被神圣化、被免于质疑，
正是因为它让极权对人的配置、调度与牺牲，看起来像是崇高的，而不是肮脏的。也正因如此，毛主义者对这些问题只能选择性失明。
他们不能承认这是“重新配置”，因为那意味着革命而是奴役的起点；他们不能承认这是“解释权垄断”，因为那意味着正义只是暴力的修辞；他们更不能承认这是“制度改良而非否定”，因为那意味着自己只是换了一套话语继续支配。
必须否认，因为一旦说出口，毛主义就不再是解放叙事，而只能被理解为一套更擅长为压迫辩护的统治技术（突然想到一个广告改变的梗：“下雨天，毛主义和辩证法更配哦”）。
7.牢A登上求是，是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即毛主义正在以治理技术的形式，在当下重新被启用。
它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转向，也就是对人的重新定义。在习近平的执政框架下，毛主义作为半个意识形态被复活，但最主要还是作为可操作、可复制、可维稳的统治技术被重新引入。
以政治正确替代法治边界，以忠诚测试替代权利保障，以恐惧与不确定性作为治理工具。当治理成本上升、社会复杂性增加，体制开始重新依赖毛主义式的低成本控制手段，他们一定会模糊规则、扩大解释权、制造示范性惩罚。
这正是毛主义的核心优势所在，它不需要清晰法律，不需要稳定契约，只需要一个可以随时被激活的政治标准，以及一个可以被无限放大的正确立场。个体一定会再次被降格为风险单位（失业单身汉回家都被网格员监控，这么离谱的制度，公民还能说什么呢）。
是否安全，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取决于你是否被判定为不够顺从、不够正确、不够可控。
牢A这种毛左大放厥词登上求是，一定意味着毛主义复活，社会一定从勉强的权利边界，退回到政治裁量；从可预期规则，退回到随时可能被重新解释的正确性。
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毛主义并不需要重提“阶级斗争”。它真正需要的，只是让社会重新习惯人的命运，可以再次被政治标签随时改写。
8.牢A是习近平投毒
传统毛主义像鸦片与大麻油，粗糙，暴烈，需要大规模恐怖运动才能起效。
而牢A更像合成毒品，被制度设计、舆论引导、选择性传播精确合成。剂量可控，场景可复制，成本极低。是上层可以随时投放的一种刺激事件。
合成毒品的特点是绕过复杂思考，直接刺激奖惩与恐惧系统。牢A的效果也是如此，它不要求你理解法律，不要求你搞清事实。
他就是把不确定的刺激注射进每一个旁观者的神经系统。“牢A”对权力而言，立刻见效，成本极低。不需要长期制度建设。对社会而言，信任被破坏，规则被掏空，只能靠更强刺激才能维持信心。
它导致耐受性上升与剂量升级，波士顿圆脸这个半合成毒品制造商已经是路边一条了。现在波士顿圆脸货卖不出去已经开始叫骂了。不知道波士顿圆脸私底下有没有骂习近平政府让牢A斩杀线登上求是。
9.为什么中国当务之急是去毛主义毒品依赖
历史上，林则徐禁烟是为了清朝奴役制的维护，与关爱百姓无关。这是对政策动机的还原，看看历史就知道了。禁烟的核心关切是财政与主权层面的失血，白银外流、贸易逆差、税基动摇，直接威胁的是八旗的财政稳定与统治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鸦片被视为经济漏洞，而不是公共危害。也正因此，林则徐不排斥由清朝自身掌控鸦片生产与流通，把漏洞转化为“可控的税源与权力工具”。问题不在于毒品是否存在，而在于谁掌握收益与控制权。
事实上，清朝倒塌之后，真正完成去风险化的还是权贵，他们带着早已完成转移的财富，顺利融入境外体系，还能从境外渗透民国政府，而这些代价由社会整体承担。
把这一段历史去神话之后，会发现当国家把“投毒”视为治理变量，把“成瘾”视为可管理对象，最终受损的永远不是掌权者，而是被治理的公民。
今天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治理转向。要“驱逐投毒”，不要情绪化地指向美国怎么这么样。要从制度上切断“以成瘾、依赖、恐惧来维稳”的治理方式，不再把社会当作可被刺激、可被麻醉的对象，从而恢复清晰规则、责任主体与公共透明度。
10.为什么我们要学民国，而不是支持习近平的入侵台湾叙事。
支持战争，表面上看是“中华民族复兴”，但有问题啊。
中华苏维埃之后，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原因很简单，任何真正的民族主义，都必然包含对权力的限制与对共同体真实边界的讨论，而这是中共无法容忍的。
新中国只有一种东西被反复生产、反复投放的，被合成的民族主义。它是由权力定义、由宣传剪裁、由禁令护航的政治产品。
你是“中华民族”吗？“中华民族”到底是什么？你与它之间，存在什么实质关系吗？
“中华民族”是一个被多次重写、不断拼接的政治概念。至少有三个主要版本：
第一，是梁启超版本。典型的近代思想构造，用来回应帝国崩溃后的身份危机。
第二，民国版本，核心在于维持清帝逊位后的版图完整性。它强调的是在同一宪政框架下的法理继承，试图将多元文化统一在国族概念下。
第三，是苏联民族制度移植版本。以政治统摄为结构的管理模型，其功能是治理与控制。
你到底被要求认同的是哪一个？这些版本真的对吗？它们真的能够解释你的生活经验吗？真的能够为你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提供任何现实保障吗？
或者说，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也许你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存在任何必然关系。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没有清晰、稳定、可检验的边界，它的定义随政治需要不断变化。
真正的民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讨论“我们是谁”，讨论“我们不是什么”，讨论权力是否背离了民族利益。但在现实中，只要触及这些问题，就会立刻被定性为“分裂”“不正确”“危险”。
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只剩下对权力的情绪性拥护。它不关心你是谁，不关心你过得如何，也不关心你是否拥有选择权。它只要求你在需要的时候喊口号、站队、表忠心。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叙事，正在把社会引向某个危险的替代方案。当经济停滞、信任枯竭、制度成本上升时，不去修复治理本身，而是用对外冲突来制造“共同命运”的幻觉。
台湾给出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面对外部压力，优先修复内部制度。面对社会分歧，用规则而不是口号解决。面对复杂世界，选择透明与理性。支持侵台战争，就是为了某种宏大叙事，接受无限度的个人牺牲。选择学习台湾，则是让人免于被制度牺牲。
记住，台湾不会搞性垄断，不会制造慰安妇，也不会给社会投放叙事毒品。它的制度不需要这么做。
台湾的权力没有资格垄断亲密关系。性与婚姻被明确视为私人领域，政府无权把人的身体与情感纳入治理工具箱。所以没有“组织安排的亲密”，没有“稳定需要的配给”，更没有把人的基本需求当作奖惩筹码的空间。
台湾不可能制造慰安妇。因为任何试图以国家目标为由、系统性地剥夺人权的行为，都会立刻触发法律、媒体与社会的多重制衡。
台湾不需要给社会投放叙事毒品。它不依赖恐惧、不确定性或示范性惩罚来维持秩序，因此也不需要用宏大叙事麻醉现实、替代治理。政策可以失败，官员可以下台，问题可以被公开讨论。
你在流媒体软件，在没有网评员控评的蒋万安视频下可以看到，大量不同大陆省份IP的评论说：“这才是文明”“我只认识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南京市长江大桥。”“蒋市长一定不要忘记祖训”。
该说什么呢？民心所向！
墙国蛙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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