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对跨境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明显加大。
在国内舆论场中，“缅北电诈”“妙瓦底”“园区”“集中押解”几乎成为固定叙事。
但一个非常直观的现象是：
同样存在针对中国人的电诈活动，柬埔寨却长期处于低可见状态。
这并不是民间的错觉，而是对内传播结构上的显著差异。
问题并不在于——
“有没有打击柬埔寨的电诈”，
而在于：
为什么几乎不被公开讲？

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柬埔寨并非没有电诈
无论从案件通报、司法合作还是媒体零散报道来看，柬埔寨并不是电诈真空地带。
但在国内主流叙事中：
缅甸是“重灾区”
柬埔寨却长期被弱化为零星个案
这就引出第一个质疑。

质疑一：
打击跨国犯罪，为什么在对内叙事上需要“选择国家”？
如果宣传的目的，是提醒风险、震慑犯罪、保护公民，
那么逻辑上应当是：
哪个国家问题严重，就如实呈现。
现实是：
缅甸被持续、高密度呈现为主要来源，
而柬埔寨几乎不进入公众风险地图。
这说明，对内宣传并非单纯由犯罪分布决定，而是存在明显的政治可讲性筛选。
那么问题就变成：
在对公民安全高度相关的问题上，是否应当允许政治叙事优先于风险透明？

二、缅甸被高度问题化，柬埔寨却被技术化处理
缅甸电诈在国内叙事中，往往被描述为：
灰色地带
武装控制区
国家治理失效区域
外部混乱源
这是一个完整的“问题型叙事”。
而如果涉及柬埔寨，通常只能出现为：
某次联合执法
某批遣返人员
某起合作案件
它被严格限定为技术问题、执法协作问题，而不是结构性问题。
这引出第二个质疑。

质疑二：
为什么同样针对中国公民的系统性犯罪，只能在某些国家被上升为“安全问题”？
缅甸的电诈，被允许被讲成：
区域安全风险
边境治理难题
非传统安全威胁
但柬埔寨，却不被允许进入同一层级的叙事框架。
这并不是执法能力的区别，而是叙事边界的区别。
换句话说：
不是有没有问题，而是能不能被公开讲成“问题”。

三、真正敏感的，并不是犯罪，而是“友好国家形象”
柬埔寨在中国对外战略中长期被定位为高度友好国家。
这就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传播约束：
一旦在国内长期、高强度呈现——
柬埔寨境内存在大规模、针对中国人的诈骗网络
隐含的信息就会变成：
一个高度亲中的国家，长期无法或不愿有效打击针对中国公民的严重犯罪。
这会直接冲击对内塑造的对外关系叙事。
于是，问题被压缩为：
个案
协作
成果通报
而不能上升为：
风险源
治理缺陷
制度问题
由此引出第三个质疑。

质疑三：
对外关系叙事，是否正在压过对内公共安全信息的完整呈现？
当一个问题涉及普通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安全时，
是否应当优先保证：
风险来源的完整告知？
还是可以为了维持对外形象叙事的一致性，而对某些国家的风险进行低可见处理？
这是一个关于公共传播责任的问题。

四、更深一层的问题：
为什么“缅甸可以被点名，柬埔寨却不可以”？
答案其实非常清楚。
因为缅甸北部长期被构建为：
边缘地区
治理真空
非典型国家空间
它天然适合作为“外部混乱源”。
而柬埔寨属于典型的：
主权国家
友好伙伴
对华合作样板国家
在对内叙事中，它不适合被塑造成风险来源。
于是，跨境犯罪的呈现逻辑就出现了一个微妙但真实的倒置：
能被公开反复指认的，并不一定是问题最复杂的国家，
而是最适合被问题化的国家。

五、对中共最根本的质疑，不在执法，而在传播选择
必须承认，中国对跨境电诈的执法合作，整体是在加强的。
真正值得被质疑的不是：
有没有打柬埔寨的电诈。
而是：
为什么在对内传播中，需要对同一类风险进行政治分层呈现？
如果电诈问题被明确定位为国家层面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那么就理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
风险地图不应服务外交叙事，而应服务公民判断。

结语
缅甸被反复讲述，
柬埔寨被长期沉默，
并不只是传播策略问题，
它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更值得被正视的现实：
在中国的对内叙事体系中，
并非所有涉及公民安全的事实，都享有同等的被讲述权利。
当外交友好度，开始影响风险可见度，
这本身，就值得被严肃追问。